北大周其仁：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2009年02月24日，以“点亮智慧的地球——新机遇·新智慧·新世界”为主题的2009年IBM论坛和中国策略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IBM大中华区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先生率领IBM大中华区的管理团队出席了此次活动，和国内著名学者、专家和媒体领军人物展开精彩对话，向与会的近千位企业代表、媒体和分析人士畅谈了世界运作的智慧之道，同时分享了新经济环境中的致胜之道。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周其仁，在大会上做了主题演讲，就“危机由来、中国可能采取的宏观应对及前景、长远看中国”这几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下面是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

    周其仁：谢谢钱总的介绍，谢谢主办方的邀请。不需要我来说大家也知道，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我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研究中怎么理解这些挑战的一些看法提出来给大家参考和批评。 

    我主要讲三点：危机由来、中国可能采取的宏观应对及前景、长远看中国。从现象看，中国经济的困难，首先来自于作为高度外向的经济，现在世界市场发生很大的增长，中国2007年的出口增长26%，2008年前8个月这个增长率有一点下降，但还不太厉本降低了。这三条结合到一起，所以1997年以后中国可以很快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并且成为亚洲、某种程度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大国。 

    但是还有一条，1997年以后，汇率机制始终不够明朗。这个汇率机制1993、1994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是领导了一波非常勇敢的汇率改革。把1993年认为高估人民币的因素消除掉，人为把人民币的币值定得偏高，这是不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的，所以这一步改革是1994年完成的。但是97年以后，中国的外向一方面很踊跃，中国的内需也开始拉动，最突出的政策是当年政府主动启动了国债，带动了银行贷款，兴起一波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波既拉动了当时的经济增长，同时又给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另外中国政府为了加入WTO，我们在很多高端领域进行了认真地改革，消除了海外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实际上中国从1997年到2002年已经开始全面的高涨。对外热、国内也热，所以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有一些走势上的调整。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偏热的经济不加以调控，下一轮就会非常紧张，所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部分调控，现在来看调控经验的积累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为了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生太大的影响，调控的早期是集中在某些领域，比如最早期钢铁、水泥、电解铝是三个过热行业之一，提出了很多措施。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西方国家，我们在冬天应该回顾一下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所有的投资比没有拉出一条超历史水平的高线，无论是古董、钱币、艺术品，甚至普洱茶价格都拉的非常高，这些现象个别的看，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道理，就是总需求非常旺，什么是需求？就是用货币来表达的需求。我们人们有无穷的需要，但是受到一个限制就是口袋里的钱。在中国2002年以后，整个经济体内，市场中有巨量的钱在涌动。

    刚才讲的三大行业也好、九大行业也好、房产也好、股市也好，其实从某一个角度看都是这个力量在涌动，所以我们要问哪儿来这么巨大的力量。我们看一下中国巨大的货币量从何而来？我们不能通过印钞票支撑财政的需要，财政要靠国债、中国不存在人为的财政需要多发钞票的问题，这对中国经济长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被动增发货币的机制，这个机制和我们的高度外向经济是有关系的.中国创造了巨大的顺差，最高的时候中国经常向下的顺差占GDP的12%，当年日本最厉害的时候不超过5%，中国已经可以达到国内GDP12%左右，这个量进来，大量的顺差包括外国直接投资都要换成人民币。央行要发行基础货币，然后收购从商业银行、从企业那里买过来的外汇，就变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的钱，购买外币资产，引起了世界的振动。基础货币发出去以后，当然央行尽了很大努力回笼这些货币，但是毕竟这个货币的总量是高的。80年代大家有了钱直接就是农副产品，中国现在经济水平提高了，大量的钱首先冲资产市场，资产市场冲的非常高，2007年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上涨，最高值达到了2008年2月的8.7%，农村的物价指数达到9.2%。这个循环，对中国在外向经济节节胜利向前推进的时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平衡面临着一些困难。

     第二，中国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力提高很快，并不是说中国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于发达国家，也不是说生产力的变动率高于发达国家，因为我们的起点低，借助新的技术、新的管理办法，它的生产力增长很快，这两个因素都使得人民币兑美元、人民币兑欧美不变，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而这个前面不单单是相对价，不单单是绝对数目，钱多了以后，往哪里漫游，这个漫游的规律到现在为止我们经济学家还没有很好地把握，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道理，这个漫游不是整整齐齐像水一样就流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去，如果流到各个部门无所谓，所有物价涨20%或者30%，相对没有变。货币过多流动的时候有一个摩擦系数，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过量的货币，它不太相水，比较像蜂蜜，有点凝固性。过量的钱涌向哪里，那个市场就会挡不住的过来。从经验观察来看，中国过量的货币首先进入了资产市场，进入了投资品、房地产、股市，这个东西就会影响我们千家万户企业甚至个人家庭的消费和投资的决策。因为价格起来的时候，没有力量挡得住大家的投资。这样

    就会微观上带来很多投资决定是不是做的对、投资质量是不是高。这就是我们这个经济成就是主要的，但是成就里面有一些导致不稳定的因素。

    这是消费的物价指数，它是非常严重的政策问题，普通老百姓会受到物价上涨的损害，口袋里的钱不值钱了，特别是对固定收入者来说，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少了，而且对于购买必需品的家庭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只要这条线一升，任何政府都要采取措施管制，这就是宏观措施的出现。

    我们看工业曲线，它下降的很凶是前面冲的很高。我们不要认为冬天就是华尔街的一万亿美元的次贷仅仅是外生因素带来的，其实是里外共同的原因。现在舆论上，美国是说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了，但是我们关起门来理解自己的经济体制，它是一个复合因素，主要是三个因素形成了08、09的困难。一是04年以后宏观总需求的变动，为了调控使它平稳，汇率机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外向冲的很凶，所有只好把调控作为重点，对国内基本上采用的是抑制性的过程。第二，我们给外需让步，大量货物出口，美国市场收缩、欧洲市场收缩，最近说美国储蓄率从多年的0回升到2%，这个对美国经济是增加了健康，而对中国来说，这对中国货物的订单，再加上现在的保护主义也有抬头的迹象，这个潮流下去，这个世界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第三，过量的流动性，带来了某些市场价格的支出，我们把很多投资者家庭企业拖进去，这三个东西一起发生了作用。这也表明了我们上一波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带来了

    11%-13%的年度GDP的高增长，但是内在的基础不够或者配置不够，本来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因此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有问题的，要进一步改和进一步调整，可是主动的调整没有改变，现在是客观地、被动的由于大的金融危机把这个话题提上议程。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是一个临时的外部的冲击，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要认真研究，特别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外部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而我们自己的缺陷和机制方面只要我们努力是有可能改善的。这是我提出的主要观点。

    大家很关心，以后会怎么样，特别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保8"是否能做到。客观上讲中国GDP总量30万亿人民币，所谓保8，就是今年实现2.4万亿的增长，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特别是目前各行各业都收缩的情况下，2.4万亿从哪儿来。另外一个角度看，2.4万亿有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及的。第一，中国有很多的储蓄率，政府如果主动在民间投资，这个资源是有的，过去十年的财政情况是比较好的，不是依赖于发钞票，而是依靠税收和国债。包括中央政府的债也包括替地方政府发的债，这个空间是有的。通常来说如果把一万亿作为资本金，带动两到三万亿的银行贷款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从量上看，2009年"保8"的任务应该可以完成。就好象98年一样，当时中国的国力远不如今，但是当年也做到了7.8%的增长。1999年、2000年、2001年就完全超过了8。保8虽然是很严重的困难，最后是全国人大会讨论，但是只要下这个决心，我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即便达不不到8%，也差不多。

    从全球来看，今年美国肯定是负增长，欧洲现在报的也是负增长，日本还没有报，即便是6%、7%、8%，也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从这一点上看，问题在于8%又怎么样？对于很多企业来说8%是不是意味着日子就很好过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经验，10%增长率的时候，还是不好过。我们每个企业、每个投资家庭都会知道这是两回事儿，行业问题行业解决，公司问题需要公司自己解决，我认为最困难的就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怎么坚持这几年提出的要把"好"放在前面，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度的增长，但是是不是高质量的高速度呢？这个问题没有完汝全统一。仅仅GDP的高速度，不一定意味着国民真正的享受就同样增加了。更不意味着我们的财富就累计了那么多。有时候不是一件事情。你要把环境、增长的质量、更和谐的社会关系放进来看，GDP增长仅仅是一维的，不能只有这一维。单看GDP增长，你也可以各种各样的增长。所以我认为这个难得的机会，就是今天导致了所有中国的企业，包括学术界冷静地反省。所以我说这是良机。夏天头脑热没有时间想这个问题，冬天倒是一个良机，认真地反思，为我们经济体中还存在的问题，如何面对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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